1958年3月在浙江吴兴县钱山漾遗址的发掘中，出土了4700年以前的丝带、丝线及绸片；1959年梅堰又出土纺轮、骨针、陶罐多件，其中黑陶罐上刻有丝绫纹及蚕形图案，据文博部门鉴定系属新石器时代文物。由此推论，当时太湖沿岸地区已有原始的缫织劳动，再从陶器上的蚕纹推知，生长在原始桑林中的野蚕，已为初民所喜，蚕蛹既为美食，茧壳更可制绵、抽丝以蔽体，造福于人。
钱山漾在西，梅堰在东，地处太湖南岸的震泽地区，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已从事蚕桑生产。相传晚唐诗人陆龟蒙曾寓居在震泽左近，其诗作中有“桑柘含疏烟，处处倚蚕箔”及“尽趁晴明修网架，每和烟雨掉缫车”之句，足见当时震泽地区之养蚕缫丝业已经相当普遍。
震泽蚕桑业的大发展得益于明初朝廷推行的鼓励农桑政策，其时1亩桑田的收益抵得上10亩稻田。于是无家不蚕，形成举足轻重的家村副业，以至乡村间“绿荫弥望”，几乎无闲田旷土。震泽及附近的古石桥楹联上有“桑麻蔽野”和“农桑兴大利”之句，足可佐证。
震泽乡民对蚕桑业之依赖远甚于农耕，道光《震泽县志》说“凡折色（漕粮）、地丁（地赋、丁赋之合称）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，故视蚕事綦重。”历来震泽地区就有“春茧半年粮”之说，春茧收入除了日用开销外，还供以秋熟作物的农本。《慈云塔影》诗句“蚕事胜耕田”，一言中的。乾隆《震泽县志》亦云：“丝之丰歉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。”
震泽蚕农不辞“辛勤瘁苦”，积累了丰富的育蚕缫丝经验，如道光《震泽镇志》记述：“丝有头蚕二蚕，较他处更光白……”成为湖丝中之精品，而辑里丝问世后，更是蜚声海内外。清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震泽一地出口的辑里丝达5400余担，占半年全国生丝出口总量的十五分之一弱。
近代，为适应国外丝织工艺的新要求，震泽人又将辑里丝加工摇制成辑里丝经（又称干经或洋经）出口，据《农工商报》载“民国初年（震泽）境内摇户（加工丝经的专业户）约一万数千户，男女人工十万左右。”丝经业兴盛了近百年，双杨村及其他蚕区宣传土丝改良。
同年夏，在开弦弓村开办吴江县震泽市、省立女蚕校推广部合办蚕丝改进社。翌年，复在镇上慈云塔寺院内举办制丝改良传习所。以后，蚕丝合作社和蚕丝改进社几乎遍及震泽区每一个乡村，使蚕丝业得以更上一层台阶。
1929年，在震泽镇东栅开办震丰缫丝厂，职工近千，为吴江第一个产业工厂。同年，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，使用机器进行缫丝，规模虽小，却是我国第一个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，可谓乡镇工业的鼻祖。
震泽的蚕桑业在沦陷期间受到毁灭性的打击，桑园荒芜，两个丝厂俱被毁。解放以后恢复缓慢，直至1985年，震泽镇蚕茧产量跃增，突破1万担。继承传统，如今震泽蚕桑业再度繁荣，高科技之引入使产量增加，茧质提高，全镇缫丝厂就有3家。缫丝业还带动了绢纺业和服装行业的发展。
有人曾提问，震泽何以只出丝，不出绸？而盛泽则何以只出绸，不出丝？其实这种提法过于绝对化。
实际上，震泽确实出产过绸，如明崇祯《吴江县志》（稿本）提到震泽“昔织轻绫名药段（缎），今更织重，西绫之名特著”。又如清道光《震泽镇志》亦载“西绫出黄庄者名黄绫，质厚而文。后有庄绫、徐绫并以姓著。”显见震泽曾出过绫类织物。另一佐证是清乾隆年间徐扬所绘的《盛世滋生图》（又称《姑苏繁华图》）上，苏州闹市店铺的市招上清晰地写上“震泽绸”三个字。
至于震泽绸业的衰落，可以从民国《震泽镇志》（稿本）中见到“丝绸一业，据父老云，洪（秀全）杨（秀清）难后，因无绸行，渐归消灭。”也即太平天国期间的战争，导致当地绸行关闭，从而堵塞了绸之销售渠道。再说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因势利导逐渐走向地区行业分工，逐步形成丝市震泽和绸市盛泽，乃是社会进步，又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。近代，震泽地区手工织绸仅存南部蠡泽、蠡西两乡，产量有限，销往盛泽庄面。
不过，震泽农村妇女则善于利用废茧捻成线，织成绵绸，或自用或出售。